原標題：商鞅及其變法的爭議史：從司馬遷到章太炎

從戰(zhàn)國晚期到清末民初，每逢歷史面臨變革，關于商鞅其人其政總會舊話重提。商鞅于公元前四世紀主持的變法，將秦國帶入強國序列。商鞅被車裂的悲慘結局，數(shù)千年來一直受人同情。商鞅因何成功，又為何非死不可？在朱維錚看來，需從歷史本身說明商鞅的歷史實相。

很難用幾句話來描述商鞅的為人。

他原是衛(wèi)國公族的賤支子孫，跑到魏國充當貴族家臣，得知魏王無意用他，又投奔秦國，靠與閹宦拉關系而叩開宮門，這在當時已屬“小人”行為。然而獲得秦孝公信用，他要求法令必行，強調“以刑止刑”，卻以制造恐怖作為“止刑”代價，“步過六尺者有罪，棄灰于道者被刑，一日臨渭而論囚七百余人，渭水盡赤，號哭之聲動于天地”，甚至民眾改變態(tài)度稱贊法令，也被他斥作“亂化之民”，一概流放邊城。他的確打擊了心懷怨望的宗室貴戚，但顯示法無例外的同時，也如前述對帶頭犯法的太子曲為庇護。

按說執(zhí)法應該無所畏懼，但論者往往忽視司馬遷復述的一個情節(jié)，即趙良對商鞅說的：“君之出也，后車十數(shù)，從車載甲，多力而駢脅者為驂乘，持矛而操闟戟者旁車而趨。此一物不具，君固不出。”沒有重兵保護，便不敢出門，可見商鞅對自己打造的鐵幕也缺乏信任，如趙良所說“危若朝露”。因而，商鞅在秦行法的主客觀矛盾，便成為后人爭議的歷史問題。司馬遷肯定商鞅變法導致秦人富強，卻否認商鞅為人，說他“少恩”，“其天資刻薄人也”。

《帝制中國初期的儒術》，朱維錚著，浙江大學出版社2019年9月版。本文出自書中《重考商鞅變法》一節(jié)。

那以后，關于商鞅的爭論，一度變得很激烈。例如，漢昭帝始元六年

（公元前八一年）

于是，商鞅的變法效應和個人品格，變成是一非二的問題，由此出現(xiàn)的“評價”二元對立，主要體現(xiàn)帝國政權與郡國的利益糾葛。用所謂“儒法斗爭”作為判斷這二元對立的是非基準，是反歷史的。歷史提供的續(xù)例，便是擊敗霍光家族的漢宣帝，說是“漢家自有制度，本以霸王道雜之”，但在意識形態(tài)上仍利用而非否定儒學。他親手培養(yǎng)的一名漢家新“儒宗”劉向，便回到司馬遷，宣稱商鞅雖私德有虧而公德可嘉，甚至稱道商鞅自任秦相，便“極身無二慮，盡公不顧私”，所以秦孝公得成戰(zhàn)國霸君，秦歷六世得以兼并諸侯，“亦皆商君之謀也”。

爾后很長時間，商鞅又成治國圖強的一個楷模。三國蜀漢諸葛亮便教訓后主劉禪，要他讀《商君書》。商鞅的法術和人品再度受非議，是在北宋王安石稱道商鞅變法而“百代遵其制”之后。但非商鞅的司馬光，也曾對商鞅信賞必罰作了高度贊揚，而蘇軾否定商鞅的權術，也并非為了“尊儒反法”，相反倒是影射王安石的“尊孟”口是心非。古怪的是，時至南宋，朱熹、陸九淵兩派，都自命“孔孟之道”的原教旨主義者，但都很少提及商鞅其人其法。回避也是一種態(tài)度。我曾指出，從程頤到朱熹一派道學家，在政治上都反對王安石變法，在經(jīng)學上卻屬于王安石新學的“遺囑執(zhí)行人”。由他們回避對商鞅歷史是非表態(tài)，似可為拙說一證。

商鞅。電視劇《大秦帝國之裂變》劇照。

這里不必再提清乾隆間成書的《四庫全書總目》。其于子部法家類小序，只說刑名之學已為“圣世所不取”，“關于商鞅、韓非諸家，可以知刻薄寡恩之非”，而正文《商子》提要，僅考世傳《商君書》，“殆法家者流掇鞅余論，以成是編”，暗示內(nèi)容不可信。

當然，關于商鞅的爭議必將延續(xù)。百年前發(fā)生戊戌變法，康有為、譚嗣同等痛斥商鞅，表明這回變法并非追求君主專制，卻引發(fā)章炳麟力求復原商鞅歷史實相的諫諍。

如今時過境遷，再來討論商鞅變法和他的為人，理當走出忽褒忽貶的傳統(tǒng)循環(huán)怪圈。倘能堅持從歷史本身說明商鞅的歷史實相，也許更有利于對這段變法史的認知吧？

“孤秦”要圖強

古典中國在公元前五世紀進入戰(zhàn)國時代。顧名思義，這個時代的表征，便是諸侯國之間攻城掠地的戰(zhàn)爭不斷。假如按照司馬光主編的編年史名著《資治通鑒》，將公元前四〇三年東周“天子”承認三晉即韓、趙、魏三國君主為諸侯作為戰(zhàn)國的開端，那么不過三四十年，當時的黃河中下游地區(qū)，經(jīng)過列強兼并戰(zhàn)爭，已形成七雄并立的局面。

七雄即齊、楚、燕、趙、韓、魏、秦七國諸侯，其中唯有秦國在黃河與崤山以西，文明程度較河東和山東六國要低得多。公元前三六二年，二十一歲的秦孝公即位，就面對這樣的列強態(tài)勢：“周室微，諸侯力政，爭相并。秦僻在雍州，不與中國諸侯之會盟，夷翟遇之。”清初王夫之曾說秦國為“孤秦”，看來有歷史理由。

戰(zhàn)國七雄

相傳孔子晚年刪訂的《尚書》，以《秦誓》終篇。《秦誓》的作者秦穆公（公元前六五九年至前六二一年在位）曾列名“春秋五霸”。豈料穆公以后，秦國聲價一路下跌，乃至被“中國”諸侯，包括在前曾自居南蠻的楚王，排斥在“中國”以外，被當作夷狄，年輕的秦孝公，憤慨可知，因而即位當年，就公開宣稱志在恢復穆公霸業(yè)，“賓客群臣有能出奇計強秦者，吾且尊官，與之分土”。

尊官分土，就是給以高官和封邑。這在春秋時代的霸國已實行，而秦孝公特別聲明要給來自外國的賓客以這類待遇，當然對山東六國的智者，很有吸引力。

果然，秦孝公的通令，引來了一位杰士。他原是衛(wèi)國公族的遠支，名鞅。成年后跑到魏國，成為執(zhí)政公叔痤的家臣，自稱衛(wèi)國公孫，因而稱公孫鞅，又稱衛(wèi)鞅。相傳公叔痤稱他為“奇才”，臨終曾向魏惠王推薦衛(wèi)鞅繼其執(zhí)政，且說如不用就應將衛(wèi)鞅殺掉。衛(wèi)鞅逆料魏惠王必謂公叔痤臨死亂命，從容離魏赴秦。

衛(wèi)鞅入秦，年方“而立”，卻已洞悉宮廷鉆營術。他首先結交秦孝公寵信的宦官，走后門得以見王，然后依次拿出稱帝、稱王、稱霸三種政治設計，逆料孝公必對霸道感興趣。果不其然，秦孝公特別鐘情于他的“強國之術”，“卒用鞅法”。

在秦變法二十年

據(jù)司馬遷《秦本紀》，秦自開國，到孝公立，已逾五百年。如此古國，法度傳統(tǒng)早已凝固，“變法”談何容易！好在從秦穆公起，秦國內(nèi)亂十余世，亂之焦點在于爭奪君位，而君位的吸引力就在于權力獨斷。秦孝公既已掌控獨斷權力，于是以下記載便不奇怪：“衛(wèi)鞅說孝公變法修刑，內(nèi)務耕稼，外勸戰(zhàn)死之賞罰，孝公善之。甘龍、杜摯等弗然，相與爭之。卒用鞅法，百姓苦之。居三年，百姓便之，乃拜鞅為左庶長。”

需要說明，第一，“百姓”非指庶民，而指“群臣之父子兄弟”。第二，“居三年”，當為秦孝公六年

（公元前三五六年）

（公元前三三八年）

據(jù)司馬遷《商君列傳》，衛(wèi)鞅在秦變法，“行之十年，秦民大說”，于是秦孝公升他為大良造。以后《史記》稱衛(wèi)鞅二度率軍破魏，還被封于、商洛十五邑，“號為商君”，從此衛(wèi)鞅被稱作商鞅。但僅過兩年，秦孝公死了，商鞅還能繼續(xù)執(zhí)政嗎？

商鞅在秦國執(zhí)政期間，曾經(jīng)兩度頒布變法令。

初令是商鞅任左庶長以后所定，時間在秦孝公六年，當公元前三五六年：

令民為什伍，而相牧司連坐：不告奸者腰斬，告奸者與斬敵首同賞，匿奸者與降敵同罰。

民有二男以上不分異者，倍其賦；有軍功者，各以率受上爵；為私斗者，各以輕重被刑大小；僇力本業(yè)，耕織致粟帛多者復其身；事末利及怠而貧者，舉以為收孥。

宗室非有軍功論，不得為屬籍。

明尊卑爵秩等級，各以差次名田宅，臣妾衣服以家次。

有功者顯榮，無功者雖富無所芬華。

這道新法令的內(nèi)涵，顯然是將秦國變成一個軍事化的社會。底層的民，當指對國家承擔納稅服役任務的生產(chǎn)者，都按五口或十口一組重新編制，同一什伍的人口必須互相監(jiān)視和防范，依照軍紀賞功罰罪。為了保證國家的財源和兵員，強制民間家族拆分為單丁家庭，誰不分家就按男丁數(shù)目倍征軍賦。凡從軍殺敵有功的，按照立功大小給予相應的最高爵級，但禁止民間私自械斗，否則依照違反軍紀的程度判刑。

新法令特別重視農(nóng)工對國家的貢獻，誰納糧交帛超過國家標準，便可免除個人徭役，但誰靠投機取利或懶惰致貧，一旦被檢舉，就要“收孥”即將其妻子沒收充當官奴婢。那么秦國原有的貴族呢？照樣得從軍，即使是公族，沒有軍功，便開除其作為國君親屬的身份，降為平民。

電視劇《大秦帝國之裂變》劇照。

當然，商鞅變法的目的，絕非在一般意義上取消身份、等級及相應特權，而是要將秦國的血統(tǒng)貴族體制，改造成早在秦孝公父祖輩已在局部實施的軍功貴族體制。所以，他取消的貴族特權，只是秦國傳統(tǒng)那種憑借“龍生龍、鳳生鳳”的血親關系就生而富貴的寄生性世襲特權，而代之以軍功“明尊卑爵秩等級”的特權體制。

商鞅這套變法初令，似屬創(chuàng)新，實為復古。還是司馬遷，在《史記》中，不辭辛苦地追尋了秦始皇祖先的發(fā)跡史。撇開《秦本紀》開篇的神話，單看兩周之際秦人立國的過程，便可知秦公室鼻祖非子，原是替周天子養(yǎng)馬的家臣，靠牲畜繁殖，而且其后代對付西戎有軍功，于是拜爵封侯。商鞅無非要以嚴刑峻罰和重武賞功相結合的手段，幫助秦孝公實現(xiàn)重振秦穆公霸業(yè)的光榮。

怎樣突破行法的雙重阻力？

問題在于商鞅所處的“國際”環(huán)境變了。他的圖霸對手，已非仍處于野蠻狀態(tài)的西戎，而是文明較諸秦國超勝的“中國”，也就是河東山東的三晉，齊、楚諸侯。更糟的是秦國的宗室權貴，早已被寄生性世襲特權所腐蝕，除了不擇手段地爭權奪利，就極端憎惡變革。當秦孝公被商鞅說服，同意變法，甘龍首先宣稱“知者不變法而治”，杜摯更說：“利不百，不變法；功不十，不易器；法古無過，循禮無邪。”

（見《史記商君列傳》）

因而，秦孝公懷著年輕獨裁者常有的“及其身顯名天下”的沖動，支持商鞅的“強國之術”，卻不能阻止自己的儲君，在宮廷權貴教唆下故意犯法。商鞅明知“法之不行，自上犯之”，卻不敢直接依法處罰太子，“刑其傅公子虔，黥其師公孫賈”。效應看來很好，“明日，秦人皆趨令”。

然而，犯法的是太子，商鞅卻不敢對太子行刑，而向他反對的“六虱”之一儒家所謂“教不嚴，師之過”的荒唐邏輯求助，讓太子的師傅充當替罪羊。諺云“王子犯法，庶民同罪”，道出了民間對法治的理解，所謂在法律面前人人平等。商鞅初令就宣稱罪與罰必以軍法從事，但逢到太子向他的法度挑戰(zhàn)，就顯得手軟，同樣宣稱支持他行法的太子之父秦孝公，竟示以左庶長執(zhí)法有例外的處置得當。這不都表明秦孝公用商鞅變法，還是人治高于法治嗎？

商鞅準備變法，最大憂慮，在于預設的變法方案，將受“愚民”的反對。他自居是指導“湯、武不循古而王”的醫(yī)國圣手，因而在秦孝公的御前會議上，大發(fā)議論，說是“民不可與慮始而可與樂成，論至德者不和于俗，成大功者不謀于眾”。假如這類言論可稱主張“開民智”，那么“愚民政策”一詞，應從古今中外詞典中刪去。

商鞅有沒有讀過《老子》？不詳。但商鞅的確懂得“民之難治，以其智多”，因而他在秦國變法，只許秦民盲目服從，所謂習非成是。當然禁錮民眾頭腦，絕非易事。據(jù)司馬遷說，商鞅變法初令頒行，僅秦國都城內(nèi)謂其不便的公開反對言論，就有上千通。

魏惠王。電視劇《大秦帝國之裂變》劇照。

待商鞅拿太子的師傅當作犯法的教唆犯處置，秦都民眾的確被唬住了，于是被迫守法。如前已述，商鞅的變法初令，追求的效應是在秦國以嚴刑峻罰為手段，強制建立一種等級森嚴的社會秩序。人人生而屬于某一等級，但允許通過個人從軍殺敵晉爵加級。秦爵的計功原則很簡單，就是“尚首功”，每在戰(zhàn)場上割來一顆敵軍頭顱，便可晉爵一級。雖然將領和士兵的功績計算差異頗大，但社會政治地位的計量尺度為“軍功”，則在秦國已成規(guī)矩。這規(guī)矩在秦國自上而下說到做到。

相傳商鞅變法初令，“行之十年，秦民大說，道不拾遺，山無盜賊，家給人足。民勇于公戰(zhàn)，怯于私斗，鄉(xiāng)邑大治”。《史記》的這一描述，被研究古典中國改革史的中外學者引了又引。較諸古希臘的梭倫變法，商鞅變法顯得更為成功。以致如今的改革史論者，歷數(shù)由王莽改制，到王安石、張居正變法，乃至晚清戊戌變法，認為失敗是改革的宿命，唯有商鞅變法是例外。

我以為以上說法，只是小說家言。小說家值得重視，不僅由于《漢書》已將他們列為九流十家的殿軍，而且因為中世紀眾多小說描述的社會實相，經(jīng)常映現(xiàn)歷史一枝一節(jié)。但倘說時過兩千多年，某部閉門造車的歷史小說，已經(jīng)復原消逝了的那個帝國全貌，便令人只能目笑存之。

比如商鞅變法，史闕有間，因此成為從漢代司馬遷、宋代司馬光，到清代那一批考史學家，直到清末康有為、譚嗣同、夏曾佑和章太炎等爭論的一個重要課題。至今在中國古史研究中間，仍有爭論。所以要從矛盾的歷史陳述中間清理出歷史事實。

遷都的多重謀慮

說到矛盾的歷史陳述，不妨再引《商君列傳》的續(xù)記。秦孝公十五年，當公元前三四七年，衛(wèi)鞅在秦執(zhí)政七年了，“于是

（孝公）

然而商鞅卻迅速撤軍，表明他這回出擊魏國，眼光主要在內(nèi)不在外。從軍事上擊敗強鄰，除了展現(xiàn)秦國已由變法轉弱為強，更可鼓舞秦國民氣，懾服人心，為下一步變法措施減少阻力。證明即破魏以后，他又出“奇計”，就是遷都。秦人“始國”，被周平王封為諸侯，時當公元前七七〇年。那時秦國已從游牧生活轉向定居農(nóng)耕生活，于公元前八世紀末，在今陜西寶雞東南的平陽筑起都城。不過三十年，便遷都于雍，故址在今陜西鳳翔東南。

又過了近三百年，秦獻公二年

（公元前三八三年）

（公元前三五〇年）

遷都在任何時代都是大事，因為意味著一國的政權、神權連同軍政財政中心大搬家，單是新筑高城深池、宮殿府庫、道路邸宅之類工程，所耗人力、物力、財力便很巨大。秦國居雍已歷十八君三百年，土木朽壞，水源積污。秦獻公棄此舊都，東遷櫟陽，也便于向東擴展，合乎情理。但移都櫟陽不及二世，商鞅就得秦孝公首肯，在咸陽另筑新都，這出于怎樣的需要？

前揭《商君列傳》，記載商鞅攻破魏都安邑而撤軍返秦之后，說：

居三年，作為筑冀闕宮庭于咸陽，秦自雍徙都之。而令民父子兄弟同室內(nèi)息者為禁。而集小鄉(xiāng)邑聚為縣，置令、丞，凡三十一縣。為田開阡陌封疆，而賦稅平。平斗桶權衡丈尺。行之四年，公子虔復犯約，劓之。居五年，秦人富強，天子致胙于孝公，諸侯畢賀。

這里所述，與《秦本紀》有出入。后者僅說徙都咸陽，沒說自雍徙之，又謂置大縣四十一，卻漏記禁民父子兄弟同居一室，唯紀年較詳。綜合看來，可知商鞅遷都，主要出于多重的政治考量。秦孝公不是渴望及身“顯名天下”嗎？“都者國君所居”，商鞅無疑要滿足主公心愿，首先在新都起造宏偉的宮殿。宮外迎面便是巍峨相對的兩座樓觀，中間大道兩旁有君主教令。這即所謂冀闕，又稱象魏或魏闕。宮內(nèi)又是格式齊整的堂寢正室。君主居此，豈不威名遠揚！

李悝《法經(jīng)》不是告誡需要改變舊染污俗嗎？秦人與西戎雜居，顯然還保留游牧生活那種全家男女老幼共居帳幕的積習。定居后父母兄弟妯娌同室寢處，難免出現(xiàn)聚麀亂倫。既遷都而建新居，商鞅下令禁止一家各對夫婦“同室內(nèi)息”，應說促進文明教化。

用不著再說廢“封建”而立郡縣的歷史意義。商鞅將小鄉(xiāng)邑合并為大縣，由國家直接派官治理，等于取消了宗室貴族對采邑的等級統(tǒng)治特權。因而以往貴族領地的邊界“草萊”，就變成官府控制的空荒地，允許農(nóng)民開墾，納糧服役都交付國家。這不僅使賦稅有章可循，也減少了領主的中間盤剝。

還有統(tǒng)一度量衡，同樣使農(nóng)民工匠感到負擔平均，減少因賦稅不均而引發(fā)的社會沖突。傳世文物有商鞅量，又名商鞅方升，上刻秦孝公十八年

（公元前三四四年）

（公元前二二一年）

電視劇《大秦帝國之裂變》劇照。

所以，歷史效應表明，商鞅遷都是有深謀的。他首先滿足秦孝公對生前贏得霸主權威的欲望，當然意在借權變法。他接著借遷都迫使秦國宗室貴族脫離權力基地，乘后者在新都立足未穩(wěn)，取締他們“有土子民”的傳統(tǒng)特權，當然還保證他們只要擁護新體制，仍可衣租食稅。他同時企圖借遷都使庶民營造新家的機會，改變底層社會的戎俗，但直到兩千年后，陜甘寧貧民依然因饑寒而全家擠睡一室熱炕，證明他這一禁令很難實現(xiàn)。他所謂“開阡陌封疆”，固然使墾田和賦稅的數(shù)字增加，但國富民窮適成反比。由一個半世紀后，強權較諸商鞅更有力的秦始皇甫死，被驅迫為國家服勞役的陳涉一伙農(nóng)民，便扯起反旗，即可知商鞅急法的真正效應。

商鞅因造反被車裂是事后追加罪名？

商鞅遷都咸陽以后，“公子虔復犯約，劓之”？劓刑，即割掉鼻子，相傳為虞舜想改卻改不掉的五刑之一，在肉刑中算是較輕的。不過沒了鼻子，誰看見便知此人是罪犯。公子虔既是秦國宗室，又做過秦太子傅，即訓導官，在前已代太子受黥刑，臉上刺了字，這時又觸犯商鞅某種約束，失去了鼻子，更見不得人。時間大概在秦孝公十六年

（公元前三四六年）

這表明，商鞅盡管將秦國貴族遷到咸陽，但彼輩身在魏闕，心在故都。作為老權貴的領袖，公子虔再度以身試法。這遞送的反面信息，不消說是他們的群體仍在抵制這個外來人在本國搞亂固有的秩序。

商鞅不知他面對的秦國宗室貴族抵制變法么？不然。前揭《商君列傳》說到“商君相秦十年，宗室貴戚多怨望者”之后，就追述趙良見商君的對話。

這個趙良，顯然也是異國入秦的游士，卻對商鞅被封商君

（秦孝公二十二年，公元前三四〇年）

公元前三三八年，秦孝公死了：

太子立。公子虔之徒告商君欲反，發(fā)吏捕商君。商君亡至關下，欲舍客舍。客舍人不知其是商君也，曰：“商君之法，舍人無驗者坐之。”商君喟然嘆曰：“嗟乎！為法之敝一至此哉。”

那以后，商君在魏秦間逃亡，找不到歸宿，于是跑回商邑，發(fā)兵準備北赴鄭國，卻被秦兵越境殺死。“秦惠王車裂商君以徇，曰：‘莫如商君反者！’遂滅商君之家。”

假如司馬遷所記商鞅的末路屬實，那么只能說這是正言若反。第一，證明商鞅法令已貫徹到秦國邊境，因而旅舍主人見商鞅拿不出通行證，便拒絕他投宿。第二，證明商鞅到自己的封邑發(fā)兵，無非借以保護自己流亡鄭國，而秦惠王派兵越境追殺，恰好反證商鞅沒有反秦。第三，證明秦軍殺害商鞅后，才將他五馬分尸，因而作為“公子虔之徒”的秦惠王宣稱商鞅因造反才被車裂，可謂事后追加罪名。

司馬光說商鞅成功在重“信”

早在公元前二世紀中葉或稍晚，《史記》作者司馬遷給商鞅立傳，便寫了一個故事：

令既具，未布，（鞅）恐民之不信，已乃立三丈之木于國都市南門，募民有能徙置北門者，予十金。民怪之，莫敢徙。復曰“能徙者予五十金”。有一人徙之，輒予五十金，以明不欺。卒下令。

據(jù)《史記》司馬貞索隱，“秦以一鎰為一金”。秦衡以二十四兩為一鎰，五十金合秦制黃金一千二百零四兩。如此重賞，表明商鞅頒布變法初令，認定取信于民是令行禁止的首要條件。

時過千余年，與司馬遷并稱中世紀中國史學巨匠“兩司馬”的司馬光，是北宋王朝反對王安石變法的舊黨領袖，但他在獻給宋神宗的編年史巨著《資治通鑒》開卷第二篇中，照錄了《史記》關于商鞅“樹木立信”的故事，然后大發(fā)議論，不妨錄以備考：

臣光曰：夫信者，人君之大寶也。國保于民，民保于信，非信無以使民，非民無以守國。是故古之王者不欺四海，霸者不欺四鄰，善為國者不欺其民，善為家者不欺其親。不善者反之，欺其鄰國，欺其百姓，甚者欺其兄弟，欺其父子。上不信下，下不信上，上下離心，以至于敗。所利不能藥其所傷，所獲不能補其所亡，豈不哀哉！

昔齊桓公不背曹沫之盟，晉文公不貪伐原之利，魏文侯不棄虞人之期，秦孝公不廢徙木之賞。此四君者，道非純白，而商君尤稱“刻薄”，又處戰(zhàn)攻之世，天下趨于詐力，猶且不敢忘信以畜其民，況為四海治平之政者哉！

司馬光以史論為政論，借古史教訓北宋六世青年皇帝，重申孔子所謂治國三原則，即寧可去食去兵，也要說話算話，“民無信不立”。

那政論的是非屬于另一問題。這兩段引語至少表明，自秦漢到唐宋列朝統(tǒng)治者形成一個共識，就是內(nèi)政外交都依賴一個“信”字。信者，誠也。《論語》開篇記載孔子及其弟子的語錄，便出現(xiàn)了六個“信”字，特別強調“信近于義”，足證在商鞅以前許多年，無論人際關系還是國際關系，相互信任已是交友結盟、治民睦鄰的第一要義。

商鞅不是法治理論的首倡者，卻是法治實踐的表率。他在秦行法，逢到太子犯法，也曾困惑過，卻在向人情讓步的同時，還是力求護法。倘注意他歸罪于的太子教唆犯公子虔，是秦孝公的庶兄，便可知對此人施以黥刑，在秦國特權貴族中引發(fā)的恐懼。

商鞅變法成功的訣竅，如清末章太炎哀悼戊戌變法失敗所著《商鞅》一文所論證的，是商鞅已意識到法是制度的總稱，變法就是變革傳統(tǒng)政治體制，因而法立就不容動搖退縮，“雖乘輿亦不得違法而任喜怒”。在這里，應說秦孝公值得稱道。因為他任用商鞅變法以后，在秦史上便似乎銷聲匿跡，令人感到商鞅已成僭主，視國君如傀儡。只有當他英年早逝，秦國政局徙變，權勢顯赫的國相商君竟然棄職潛逃，人們才得知這位秦孝公是商鞅變法的權力推手，沒有孝公就沒有商君。

所以，商鞅變法，首重取信于民，體現(xiàn)秦孝公賦予商鞅信任為先決條件。中國史家常常悲嘆“人亡政息”，從商鞅在秦孝公死后，立即由叱咤風云的權相化作自己炮制體制的最大犧牲品，或可對這個體制的可“信”度，有深一度的了解。

商鞅為何非死不可

商鞅死了，商鞅在秦國兩度變法的效應，仍在發(fā)酵。這就引出另一個問題，商鞅為何非死不可？

沒有了秦孝公的權力支持，固然使商鞅頓失怙恃，但商鞅不是已將秦國變成一個大兵營嗎？秦孝公當然是統(tǒng)帥，但商鞅是久已實權在握的總參謀長。孝公死，太子立，統(tǒng)帥易人，意味著統(tǒng)帥的侍從大換班，但正式相秦已逾十年的商鞅，權勢怎會頃刻瓦解？唯一解釋，只能是商鞅沒有掌握實權。他將秦國軍事化，自上而下灌輸“以力兼人”的理念，所實行的一切變革，都以樹立君主權威為鵠的。秦孝公很樂意享受君主權威節(jié)節(jié)高的尊榮。因而商鞅的實權，是將君權絕對化為資源，說穿了便是狐假虎威。一旦虎威易主，新狐代替舊狐，商鞅不落荒而逃，才是怪事。

前引趙良痛說商鞅投機史，說他巴結宦官起家，相秦后又“不以百姓為事”，極力討好秦王，與秦國貴公子為敵，“是積怨畜禍也”。所謂“恃德者昌，恃力者亡”，“秦王一旦捐賓客而不立朝”，你商君還不立即被“收”？那時秦孝公才年逾不惑，商鞅有理由不信趙良警告。

豈知商鞅才獲封于、商洛十五邑，“南面而稱寡人”，未及兩年，秦孝公便死了，他立即成為公子虔團伙的緝捕對象。在商鞅被五馬分尸以后七十二年，荀況自秦返趙，與趙孝成王及臨武君“議兵”，陳述在秦觀感，便說出了對秦昭王及其相范雎沒有直說的話，以為秦國不足畏。理由呢？據(jù)荀況說，秦國由孝公到昭王四世，君臣唯知“以力兼人”，受害的首先是秦國士民。他們普遍畏懼權威，盡管人人都有“離心”，卻聽從當局驅使，充當對外攻城掠地的工具，“是故得地而權彌輕，兼人而兵愈弱”。

因而荀況便說出那段千古傳誦并引發(fā)不絕爭議的名言：

故曰：以德兼人者王，以力兼人者弱，以富兼人者貧，古今一也。

本文選自《帝制中國初期的儒術》中《重考商鞅變法》一節(jié)，較原文有刪節(jié)調整，部分小標題為編者所擬，非原文所有。已獲得出版社授權刊發(fā)。

作者丨朱維錚

摘編丨何安安

編輯丨楊司奇

校對丨劉軍